专坑外企的印度，又对中国企业开刀了。
就在今年，保变电气以约1.37亿元人民币的价格，向印度阿特兰塔电气有限公司转让其在印度子公司的90%股权。此次交易完成后，保变电气将完全退出印度子公司。
保变电气2016年雄心勃勃地在印度设厂，成立了保变印度公司，想靠着自己的技术实力，在印度市场占据一席之地。
谁曾想，六年时间，工厂年年亏损，累计亏了上亿元，最后只能以1.37亿元的“白菜价”卖给印度，彻底退出印度市场。这不仅让保变电气赔了夫人又折兵，还可能让印度“顺手”学走了中国引以为傲的特高压技术。
保变电气的技术有多牛？简单来说，它在特高压变压器领域的造诣，堪称世界顶尖。
特高压，顾名思义，就是能传输超高电压的电力设备，电压等级通常在1000千伏以上，技术难度极高。
这技术对电力系统来说，就像给国家电网装上了“超级高速公路”。保变电气不仅掌握了特高压变压器的核心设计，还攻克了绝缘材料、高压绕组等关键技术，拥有上百项专利，参与了中国90%以上的特高压工程建设。
其实，中国的高端技术，被印度“偷师”，已经不是头一次了。
例如之前中冶赛迪和塔塔钢铁的合作，也是这么个例子。
2024年，塔塔钢铁的2号高炉顺利出铁，这座高炉号称“世界新建最大”，炉容5873立方米，年产铁水437.5万吨，效率高得惊人，用的就是中冶赛迪的独家技术。
比如煤气干法除尘和水渣转鼓工艺。这些技术能让炼铁过程既省煤又环保，全球没几家能玩得转。中冶赛迪是看中了印度市场的潜力，接下这单大生意，帮塔塔钢铁设计、建造，还提供了后续的技术支持。
该项目采用中国自主研发的顶燃式热风炉、智能化控制系统等尖端技术，使印度钢铁产能提升至1.54亿吨/年，逼近中国产能的15%。
可没想到，印度在半年多后突然翻脸，宣布对中国部分进口钢铁产品征收12%的临时关税。
这种花大力气养出“白眼狼”的行为，让网上很多国人都觉得，这种“以技术换市场”的平衡术，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“养虎为患”，特别是对印度这样的国家。
那么，印度真能像自己的如意算盘想的那样，靠坑外企，“坑”出个“印度制造”吗？
01 “偷师”的天花板
其实，印度企业在“偷师”中国的同时，也暴露出一个根本性短板：他们即使学会了“某项核心技术”，却往往难以真正落地或产业化。
因为这背后涉及到一整套工业技术体系能力的缺失。
举例来说，造高炉不是仅仅是造个“大锅”，而是要一整套配套的工业体系。
高炉炉胆要承受1700°C的高温，不裂不塌才行，这其中需要用一样关键的东西：耐火砖。
它们就像高炉的“皮肤”和“骨骼”一样，要死死扛住几千吨焦炭和铁矿的冲击，还得熬得住火。
中国现在造的是高纯莫来石砖、镁铬砖、刚玉质整体浇注料，杂质少到什么程度？简单来说，能做到泡在酸里都不碎、烧几个月都不裂。
而印度的耐火砖呢？往往夹着沙粒、氧化物、气孔。杂质多得像一块劣质芝麻酱糖，寿命比中国的短一半还多，换炉频繁不说，甚至炉温还升不上去，产量也上不去。
别看耐火砖只是个“小东西”，但它实际上需要的，是高精度的矿热炉、多级酸洗过滤系统，以及粉体干燥与包裹技术，考验的是一个国家在精密材料方面系统化的技术、设备，与工艺标准。
而特高压技术，考验的更是工艺与材料的极限。
比如造一个±800kV的变压器，首先就需要高纯度电工钢（硅钢片），这东西是导磁核心材料，导磁率高，才能减少电力传输过程中的损耗。
这其中的难点就在于：硅钢要精确掺入2.5%~3.2%的硅，稍多稍少性能就劣化。印度炼钢工艺控制粗糙，连千分之一的精度都难以保障，印度本地钢企几乎做不出50H120高等级硅钢，几乎都得靠进口。
印度现在最好的电工钢，铁损通常在1.8W~2.2W/kg，比中国差整整一个时代。而50H120在日本、宝钢、鞍钢等顶尖厂家眼里，已经是高端变压器的基本门槛。
而高端变压器的用的多层纸包铜线，表面上是“铜+纸”，其实是极限级别的手艺活+材料科学。
变压器里面要绕很多圈线圈，就像一团密密麻麻的铜线球。这些铜线之间必须绝缘得极其好，否则几千伏高压一穿透就烧毁。
每一层都必须包得非常均匀、贴合、无气泡、无裂纹。
这方面，中国早已用上了自动包覆机技术，普遍使用全闭环控制、激光纠偏+微调喷胶系统的设备，误差控制在±0.03mm以内。
而印度企业，很多情况下都在用手工+经验的方式。
有的印度工厂甚至一个换班后，纸包质量就忽上忽下。有人手汗多，纸会被潮气影响粘合度，有的角度不对，缠出来一边厚一边薄。
问题来了：既然印度自己也知道，这些“偷”来的高端技术，自己没本事量产、体系化，那他们为什么还一次次这么杀鸡取卵呢？
02 坑人背后的逻辑
很多人觉得，印度这么一次次坑外企，迟早有天会在国际上把自己名声搞臭，弄得外资不敢再来投资，看起来很短视。
但其实，从印度政府、企业的角度来说，这其实是他们在目前的条件下，能找到的某种“最优解”。
原因就在于：现在的印度，已经失去了通过“正常”途径实现工业化的可能，因此不得不走这类歪门邪道。
印度无法“正常”工业化的原因，其实很复杂，其中包括了社会体系、种姓制度、教育水平，以及历史因素等等，由于篇幅关系，这里我们只挑两个较为重要的因素来说。
这两个因素，一是社会资源的抽取能力；二是全球工业化的窗口期。
从历史上看，二战后，整个亚洲，实际上只有中国、韩国等少数后发国家完成了工业化，其中韩国还是在美国的帮助下完成的，这说明，对后发国家来说，要想真正迈入工业文明，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。
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工业化需要原始积累。
西方列强通过几百年的殖民掠夺，烧杀抢掠，完成了这血腥的积累，而中国则是通过对内的艰苦奋斗，通过农业和工业的“剪刀差”完成了这一积累。
工业化，从来不是温柔的事，你必须有本事牺牲一部分社会利益，让资源流制造业、流向重工业，才能先造出机器，跑出效率。
而这种集中化的资源抽取能力背后，就必须要有强制性的产业规划。
而印度搞不出“强产业规划”的根源是：国家不像一个国家，而像一个妥协平台；印度国家的核心机制，是“协商式、妥协式联盟政治”，各个邦的地方势力拥有强自治权（比中国县级还强）；这极大拖累了资源集中、协调的效率。
举例来说，苹果2019年开始在印度建iPhone产线，当时富士康工厂设在泰米尔纳德邦；零部件供货商分布在卡纳塔克、马哈拉施特拉、北方邦。
邦与邦之间的运输协调机制混乱，高速通行要不同通行证，一旦缺了某个邦的公章，几百万美元的零件就被卡路上了。
最后结果是：苹果被逼着自己出钱，专门设了“运输护送部门”，像黑帮押镖一样，保护芯片过境。
在这样重重掣肘的情况下，没有任何一方能“拍板”牺牲局部去服务一个长远目标。
结果就是：一遇到“削肉补铁”的事情（如搞工业化），印度政府、企业就全体拖延；一遇到“杀肥羊赚钱”的事（如坑外企），就全体出动。
除了制度上的硬伤外，全球工业化的“时间窗口”，也已不再允许印度进行全面的工业化。
现在，很多人看见新闻，听说苹果要把部分iPhone生产线转移到印度，觉得印度似乎“时机”来了，当下中美关系紧张、中国劳动力变贵，西方也不再信任中国，全球产业链在松动，除了印度，还能轮到谁当“世界工厂”？毕竟印度市场大，人多又便宜，英语也精通，看起来就是“天选之子”。
但其实，这样的“时机”，只是一种假象。
真正的“工业化窗口期”，指的是那种整个世界都缺产能、缺代工，急需你来填补的历史性阶段。
比如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那阵，全球发达国家拼命压低成本，制造业往外溢出，中国正好有一大批吃苦耐劳的农民工、有配套的土地、态度开放的政府，有耐心、有制度，也有对长期积累的信仰。
而全球工业化最后的窗口期，早在2001—2015年这个阶段，就已经过去了，而中国恰恰抓住了这最关键的时代。
2015年之后，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制造业PMI开始下行，并逐步停滞。
中国制造业PMI也自2015年开始频繁跌破50，国务院正式出台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”五大任务，其中首项就是“去产能”。
这说明，工业能力，那时起已经从“稀缺资源”变成了“过剩资源”。全世界生产衣服、家具、手机、汽车的工厂已经够多了。
更关键的是，在此之后，AI与自动化时代正逐渐到来，未来的产业链不再需要那么多人了。
机器人代替了流水线工人，AI系统接管了设计、流程调度，新的制造业，将不再依赖“廉价劳动力”这个传统优势。
说白了，当今世界并不缺产能，缺的是高质量、系统性的制造能力。
所以别误会了，西方来印度建厂，不代表印度工业化的“时机”到了，而只是来“找个备胎”；苹果的转移也不是认定印度，而是不得已中挑了个勉强够用的选项。
03 中国的对策
在“结构性缺陷”+“错失窗口期”的背景下，印度正常的工业化之路已经无望。
于是，集体坑外企，用“杀鸡”而不是“养鸡”的办法强夺技术，就成为了印度从政府到企业一致认可的“国家投机行为”。
这时候，“坑”外企不但不是一种道德负担，反而被看成了“振兴民族工业”，政府也靠这种操作捞选票，比如2024年莫迪政府高调宣传“本土企业接盘外资”，给选民画“印度崛起”的大饼。
企业像塔塔、阿特兰塔电气，也乐于借民族情绪，接盘后吹嘘“技术自立”，拉高股价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中国是不能再对印度抱有幻想了。
于是，很多人建议，对于能够明显提升印度能源、交通和通信等领域基础设施能力的关键设备出口、重大项目投资等，都要慎之又慎。
即便因为成本等原因，中国不得不对外转移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，也要尽量转移到对中国比较友好的国家，或者更多转移到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。
这些建议，看着确实很合理，但友好国家或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的工业和基础设施，往往比印度弱，运营成本可能更高，效率也不一定理想。
举例来说，越南、印尼虽然营商环境虽然比印度友好，但它们的工业体系远不如印度成熟。
越南2024年制造业虽然占了GDP25%，但高端制造能力有限，电子产业靠三星、富士康撑门面，本地供应商少得可怜，70%零部件靠进口。
印尼方面，除了镍矿以外，其他工业的底子薄，2023年精密设备进口依赖度高达80%。巴基斯坦虽是“一带一路”伙伴，但电力短缺严重，2024年全国停电时间平均每天4小时。
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和配套，短期内很难跟上中国企业的需求。
但对于这种难题，中国也不是没有应对之策。
一个主要的策略，就是因地制宜，分步走，例如初期可以带自己的供应链过去，比如中国供应商一起“抱团出海”，减少对当地供应链的依赖。
通过发动龙头企业（如中联重科、中车、海尔、比亚迪）+上下游中小配套企业，一起打包进入目标国，形成“微型东莞”；中国能就地建立一整套从模具、注塑到物流的完整产业园。
这种方式已在埃塞俄比亚华坚工业园、泰国中资园区、老挝赛色塔园区有试点成功经验。
这样的策略，本质上是一种全球化战略的升级。
因为正如前面提到的，制造业全球化的范式已经变了，劳动力红利正在退潮，AI与自动化崛起，流水线人力不再是优势。
这种情况下，中国不能仅仅找“便宜又听话”的国家，把最苦、最累、最容易出问题的那一段外包出去，而是要组建一支能长期打仗、一起迭代成长的团队。
在全球产能过剩的情况下，“谁造得便宜”不如“谁能整合系统”。
中国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“制造外溢”初期的国家，而是产业链的主导者。
那么我们产业出海，而是要升级为：要把“搬出去”的那部分生产，变成一个能“联合迭代、不断生长”的小系统。
结语
今天，面对中印在产业方面的竞争，我们总在谈两国的制造业差距、产业链能力差距，但很少有人真正追问过一个更根本的问题：
为什么这两个同样拥有几千年文明、同样被西方殖民压制过的大国，会在全球化与工业化道路上，会走出截然不同的路径？
从民族精神的角度上说，有一个关键区别：
印度在应对全球化时，表面上拥抱开放，但骨子里带着一种深深的“殖民后遗症式”的不信任感。
这种心理的历史渊源是，从18世纪起，印度不是简单被英国征服，而是被资本公司+殖民官僚的“混合体”统治。东印度公司不只是做生意，它控制了军队、税收、土地甚至教育制度。
印度当地的王公贵族、地主、工匠、商人，全都被玩弄于股掌之间，丧失了主体性与自主判断力。
这在印度社会留下的集体记忆是：“只要外来者掌控资本，就会压榨我们。”
所以印度今天看起来欢迎外资，私下却总担心“再被控制一次”，这种焦虑会在各种扯皮、拆台、反复横跳中暴露出来。
而中国的路径，却完全不一样。
在近代史上，中国经过百年反抗，形成了“苦难=觉醒”的民族叙事，印度缺乏这一集体锻造过程。
这种苦难和斗争的历史，让中国人相信，“即使我们暂时吃苦，但终究会站起来”。
所以改革开放时，中国不是“忘了殖民”，而是“把开放转化成追赶的动力”，我们吃苦耐劳、对标学习，不是“低人一等”，而是“我要做工业强国，先认命再翻身”。
所以，中印之间的国家竞争，从浅了看，只是工业实力，制造业水平的竞争；
往深点看，则是国家制度、政策方面的较量；
再看的深点，就是两个民族在自我觉醒道路上，面对屈辱、痛苦的截然不同的记忆与态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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